由于30年代和40年代福利国家的政策，瑞典大多数已婚妇女都选择了在家当家庭主妇的生活道路。执政党认为提供了安全和舒适的家庭生活就可以解决工人的贫困状态。当时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体现在“人民之家”这一观念上，他们认为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就应该让该社会的家庭过上好日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要造就合格的家庭主妇，而劳动者的工会负责与资方协调。工会与执政党和私营企业、商业负担繁荣经济的重任以维持福利国家的生存。这种模式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是这种成功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未被人们所觉察到的性别分工的代价。

    这种新的家庭模式与古老的家庭模式中的性别分工别无二致，但是现在这种分工也体现在当今瑞典家庭服务行业领域。有报酬的工作是基于工作者是男性这一假设的，因为所有的地区一个劳动日的工作时问为8小时，非全日制工作和经常请家长假会使劳动者中断工作。雇主一般都希望雇员对工作竭尽全力，能予以完全的承诺，而一个有年幼孩了的母亲根本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通常一个人的职业生涯由于养育儿女和请假而中断或改变。所以，很多妇女都从事服务性工作或非全日制工作，这样一来兼职性的工作就成了妇女就业的最为合适的选择。这类工作不需要受过专职的训练，但普遍报酬很低。

    因此，尽管瑞典社会为这些新劳动者妇女开拓了就业空问，但是福利国家却把妇女排除在全职的、高技能的、终生性的职业之外。为了确保妇女经济上的独立而提供的工作仍是不同于男性劳动者的技术含量度较低的工作，而目_这些工作是建立在强化她们履行家庭生活的主要组织者的责任的基础上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妇女经济独立的可能性。

    福利国家这些措施并非出于本意，但他们却造成了潜在的性别结构差异，尽管这些措施的出发点是促进男女平等。福利国家政策的后果是瑞典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矛盾得到了缓解，但同时却出现了性别上的亚社会结构。瑞典模式中的性别分工由于它的特殊性很难根除，因为福利国家的目的是实现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而保证经济发展的根本是性别的中立，即不考虑性别差异，那么必然要造成性别上的亚社会结构。

    瑞典妇女的这些特殊问题被人们忽视了，只是在她们参与社会劳动后才受到重视。所有那些帮助妇女的改革只有在对经济十分需要时才能取得成效。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当劳动力市场需要大量劳动者时就大量雇用妇女，因为这样比雇用外国人好。所得税的改革是对每个人分别纳税，这就意味着平等，这也是吸引更多的妇女加入到劳动力大军的机制。儿童日托和体假制度都是促使妇女就业的措施。其它问题，诸如劳动力性别隔离等都被人们所忽视了。

    总的说来，社会性的保证妇女就业和维持家庭生活的各项政策使妇女有了安全感和独立意识，为妇女开创了作为领工资和没有报酬的工作者的新的生活模式。这种计划的本来目的是通过经济独立提高性别平等的水平，但却使妇女陷于性别分隔状态，只能处于低层次的、没有出路的地位，而男性劳动者却很少承担家务劳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那些部门中的男性要求改革的呼声最高，他们坚决支持那些能使经济得到匕速发展的改革，但他们却忽视了这种经济和就业中的性别结构。

    70年代，瑞典和很多富裕的工业国家一样，老的加工业走下坡路，新的服务业兴起，这为广大妇女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瑞典的工业仍是出口导向为主，除了在世界经济萧条时期受到影响外，它的工业都是赢利的。因此，瑞典的制造业在80年代大部分迁移到海外和到外国投资，这样一来大企业对瑞典经济和政治的依赖性越来越小。